自从去年底听到四万亿的消息，便一直没有更新博客，一方面因为忙，另一方面也是想看看一整套“组合拳”之后的效果。之所以这样去想，是因为政府投资拉动经济这种方式，早在十年以前就用过了，效果显著，却是利弊各半。现在再用起来，自然也是利可所期，但是弊端也一定会出现。
这般那般，各种意见都是会有的，而各种利弊也都是会被阐述的，所以，我不想多说。姑且认为上次政府投资是正确的罢，这次也可以如此这般对付。那么喊了这么多年的其他想法，诸如改变外向型经济结构，提高收入水平，搞好社会保障以扩大内需等等，也是正确的方向，也是值得去做的。
可惜的是，时间不等人，当我们想起这一切的时候，不景气的环境已经出现了，临时抱佛脚可能也来不及了。不过，即使来不及，我们也总需要转变的时刻，现在去做，总是早于明天去做的。
记得有个扔靴子的笑话，楼下那个老头等楼上的小伙子扔另外一只靴子等了一宿，最后终于怒了。不知道这四万亿的春风是不是扔给我们的第一支靴子，于是，我们开始翘首以盼另外一支靴子，以确定这次终于可以开始放心消费，扩大内需了，结果却无果而终呢？如果是这样，我们会不会像那个老头那样怒不可竭，找楼上的算账呢？
贫穷问题很复杂，那么，什么是改善贫穷状况的第一步呢？
从根本上说，教育应该是第一步。人出生的时候，本来是不会什么交流的语言，从孩童的咿呀学语开始，慢慢学会某个族群的语言，如中文、英文等。只有学会了一门语言，人才能和其他人进行正常的交流，告诉别人你需要什么，别人告诉你需要你做什么，从而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更进一步，教育，好比是人学习第二种语言的机会，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让人明白所处的社会状况，自己的状况，以及如何更好的在社会中生存。受过教育的人，也能更好的提出、分享和接受社会作为一个群体或是整体的价值目标。
因此，如果说“提高生活质量”是最朴素的价值目标的话，很显然，受过教育的人更清楚应该如何去做，并也更加乐意和整个社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协作，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向前发展。具体来说，对于教育水平高的群体，可以更好的收集、传递、分享、讨论、总结信息，成为这个群体的某种社会指导原则，好比原始部落中人们在打猎中各司其职，以获得食物为一致的目标。
教育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怎么才能改善一个群体中教育水平落后团体的状况呢？首先，这个群体应该是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有帮助落后团体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回避问题或者进行抛弃。只要这个群体中的先进团体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问题就好办多了。这就需要降低群体的整体福利，作为投入，解决落后团体的教育问题。很显然，降低整体的福利是群体中的其他团体所不乐意的，这就是为什么说需要这个群体自己承担责任之所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其实，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受到充分教育的时间在15年（小学至大学）左右。也就是说，只要忍受15年的福利较低，就可以解决一代人的教育问题。并且，如果整个群体有别的地方可以缩减开支，群体中每个人受到的福利减少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解决贫穷问题，教育并不是可行性差的方案。
当我们看到30年的伟大成就，从胜利迈向胜利时，哪怕身边出现一个农民工，这就意味着教育的缺失，这个缺失是从15年前，30年前就有的，也是我们这个群体一直漠视的事实，因为这是所谓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却不知如果这是受过教育的高素质人群，那么，整个群体可以获得的红利和体现的劳动力价值，又是多么的惊人呢？
2008年8月份，4.9%的CPI似乎让所有的人松了口气，即便如此，略略想来，仍然有几点需要说明：
PPI和CPI的倒挂的实质是什么？
虽然CPI增幅已经下降，但是PPI却是10.1%，可能的结果是：生产一段时间之后的物品的原材料价格仍然是上涨的，那么，传导到CPI上也是必然；其次，即使PPI和CPI在分类上存在一定的区别，比如PPI的能源和CPI的食品，传导的效应不会明显，但是，PPI高企对于经济的影响仍然会显现，从而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比如成品油的价格影响居民的出行。
这种倒挂让人想起煤电价格的倒挂，这是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的很好例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必须保证最终消费领域价格的稳定，因此，CPI构成的消费品需要重点对待，而舆论对于CPI下降的结果要用来引导社会的稳定；同时，对于能源这样的重点行业仍然需要看得见的手重点控制，又为了不损害原始能源市场的积极性，只能放开价格，同时对于这个链条中的受害者给予补贴。因此，在理想的局面下，当居民享受低CPI的消费品时，其实另外一部分钱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法由看得见的手帮居民代办了而已，也就是说还是居民在买单。
而现在某些领域趁着CPI下降而放出提高产品价格舆论了，其实居民大可不必惊慌，一旦价格提高，转移支付部分就会减少，最终居民支付的价格是不变的。当然，价格的提高和转移支付的减少的时间不是对等的，肯定是后者的时间长。
CPI的下降是增幅的同比下降
按照规则，4.9%的CPI是和2007年8月作比较得出的。那么，去年的情况如何呢？2007年8月的CPI是6.5%，是2007年1月至8月中最高的，相比2006年8月，这个4.9%的CPI仍然是很高的。所以，消费品价格仍然处在一个高位，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莫让CPI成为“剪羊毛”的舆论工具
CPI这个词今年出现在舆论上的次数明显增多，以至于如果上班族只在晚饭时听电视的话，脑海中唯一的概念或许就是“涨价”了，当他再碰到身边的涨价产品时，也顶多只能抱怨一句，甚至出现生活在现实中那种参与的快感来。而那些涨价的产品们，也都无奈的表示，这是CPI上涨了，并不能怨得某个产品、某个行业。
这就是事情发展的结果：在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居民默许了这样的货币贬值，似乎在这样的煎熬中被“剪了羊毛”之后，随着盛会的结束，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怀疑甚嚣尘上，也许很多人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CPI下降了。舆论在这里明白的告诉居民，疯狂上涨结束了，大家不用再担心了。其实，经受住考验的居民此时发现周围所有的物品都上涨了，而这个上涨并没有因为4.9%的CPI而出现下降，而是停在这个高位上，仅此而已。
这听起来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但是，在一个决策信息不是完全公开的环境里，你又能往什么地方去想呢？
进入2008年，尤其是盛会之后，各种基于经济形势的预测皆出炉，针对各种问题的争论也层出不穷，我等热心人士自然也欲吐为快，加之家中添丁，忙碌许久，无暇发文。今日有闲，所以也凑凑热闹，说说我的看法。
中小企业该不该救？
有人写文章诉说江浙一带中小企业的惨状，有人说这是调整的必然。这里所说的中小企业，如果需要下个定义，应该是那些依靠中国的廉价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在国际市场生存的企业，多以作坊起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遭遇各种各样的瓶颈，主要是没有知识产权的基础、创新和缺乏更大规模企业的管理能力。这个定义对于我来说有些武断，因为我只能从日常接触到的文字信息中获得，而不是实际调查来的，不过我想应该有很多更专业的人士找出更多翔实的调查数据归纳出这些广为人知的特点，所以这个定义应该是成立的。
任何时候，考虑问题不能忘记根本：这些中小企业之所以存在，是我们经济发展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当时我们有太多的资源，太多的人，主要是教育程度很低的人。为了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解决他们的收入问题，我们允许了这样的中小企业存在，至于他们的生产效率低，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除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并无更多的其他附加价值，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等等，我们也都在“基于解决低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和吃饭问题”的共识上容忍了下来，因为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现状事实，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忍受或者承担。
那么，现在的现状是什么呢？
2000年以前，我们抱怨“新三座大山”的时候，说明教育水平依然是个问题，特别是农村的教育水平，这也就说明最乐观估计至少2010年以前，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依然充足，或者说是不断产生廉价劳动力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接下来，他们的吃饭问题仍然需要解决，什么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模式呢？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样说来也许有些无奈，但是这是基于现实状况出发考虑的。仅此而已，虽然我们也知道应该往产业链上游发展，转型，获取更多利润，不过还是先看看现状吧。
这让我想起了公交车的例子：如果有一辆空调公交车在夏天空调系统坏了，那么车上的人可能会有几种想法。司机也许会想，坏就坏了，反正等会我还有几个小时就下班了，不要耽误我的运营才是；极少数乘客也许会想，坏就坏了吧，我还有两站就到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另外大多数乘客也许会想，赶紧修好吧，我天天都要坐这个车呢。
每个群体的想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空调最终什么时候修好来明白到底谁说了算。
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呢？也许有的。乘客可以说，现在车有问题我们忍了，但是你要从此保养好车，保证以后尽量不出问题，否则我们不坐。这个说法对于刚开始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可以的，那就是我们的教育水平和廉价劳动力的规模是可知的，可惜的是后半部分我们却做不到——绝大多数人无法选择“不坐车”。
所以，你只能指望司机的人品和责任心，不过那是靠不住的，而可悲的是我们通常只能选择这条路。
政府是否应该刺激经济？
也许是奥运会大家想不出什么热点了，于是纷纷认为经济可能走下坡路，所以连政府千亿元刺激经济的说法都提前“泄露”，大有逼政府就范的意思。其实，政府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是一直存在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快了就刹车，慢了就给点油，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有太多可以投资的地方，所以凯恩斯主义这些年很适用。远的如98年开始修的高速公路，近的如现在的高速铁路、大飞机项目等，不过，可以想见，政府投资项目的空间必然随着发展逐步减少，这样的项目找起来也越来越费劲，或者地方争着上，可是审批却越来越严格，于是，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向发达国家那样，直接给大家发钱了。我们于是可以看到东莞发红包了，有些人也呼吁再次减税了。这是好事，毕竟政府参与投资的效率不会高于民间自发的行为，但是不要低估国家的财力和热情，相信在本轮的刺激经济计划中，如果有的话，或许政府主导的活动还是占主要部分呢。
看到“美元大崩溃”和“没有美国，中国会更加富裕”，说到如果我们不把低价商品出口到美国，而是自己消费，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好很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无视那若干艘航空母舰的威胁，暂且假设有个X国吧，现在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
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开放是必然的过程，这个基本原理是无法回避的。所以，王岐山在中美对话中说：坚持改革开放。那么，如果没有美国，不同的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还会有开放的文明出现，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交通的便利性提高，开放的社会持有的更加人性的价值观，也势必会得到这个星球上优秀的人的认同，进而吸引他们加入。而相对来说在各种方面，比如情商，智商等，更加优秀的人越是加入这个开放的社会，必然这个社会的发展会好于其他社会。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和现在类似的局面，只要有可能，所有优秀的人都会从落后的地方，通过各种手段，跑到X国去了。
因此，接下来的结果可以预料，这个X国社会必然在这个星球上领跑：最优秀的人贡献了自己的智力，创造出更多先进的物质，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要命的是，在其他国家，那些能力稍差的人们，没有办法加入X国社会，又不能违背本能对于可以改善自己生活的物质的好奇和渴望，那就只能通过效率更低的手段生产出略逊先进的产品，和X国交换。而在任何一个群体中，优秀的个体数量总是少数，因此，能生产鞋子、裤子的人总是要多于能设计出芯片、软件和飞机的人，于是，多数落后国家都只能制造低级产品，导致供给大于X国的高级产品的供给，因此，这些低级产品的价格必然会很低。
结果的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从整个星球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优秀群体的探索需求，并且通过如贸易开放的方式，让所有人知道，甚至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会驻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满足，而不在向前。直观的例子就是，如果没有美国人发现的需求，我们也不知道在鞋子里面加个气垫可以跳得更高，更不会知道用金属、塑料和其他原材料来制造电脑。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没有美国人，总有那么个来自开放社会的X国会产生这样的需求方向，进而促进科技等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因此，即使没有美国人，文明发展过程中开放的必然性，仍旧会吸引群体中最优秀的人加入，进而通过更多的智力劳动，以更少的代价，换取更多体力劳动的成果。
当然，优秀的人如果要做坏事，杀伤力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很反感美元无休止的贬值的原因。这固然可恨，并且需要各国对这种行为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的社会基本面的变化，他的科技依然领先，军力依然强大，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们依然都在那里。所以，他必然会重振旗鼓，好比聪明的同学不愿意花费太多时间复习，反而在考试时用自己擅长的概率来做选择题，虽然这样的尝试可能错的一塌糊涂，但是大不了下次认真对待考试就是。而对于我们来说，与其抱怨美元贬值会让我们在几个月之类损失多少艘航空母舰的话，不如先看看我们有没有科技能力造出这样的武器，我们的优秀人才都在哪里？他们为什么愿意在那里而不是回到这里等等之类的问题……任重而道远啊。
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正好看到陆家嘴论坛上周小川的讲话，关于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些想法。概况来说，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CPI高涨，并且国内流动性很高的情况下进行宏观调控？
周小川的建议是引导非食品类的需求。当然，如果真的将人民币引向非食品的需求，那么CPI就不会受影响，而同时也可以找到地方释放高的流动性。我很业余的认为：从目前央行的情况来看，只是通过一次次提高准备金，来收缩流动性，对于周行长的这番讲话，一时还难以找到注脚，想来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短期要实现恐怕也是比较难的。
首先，CPI高涨的根本原因是占很大比重的食品价格的上涨，这背后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的传导，如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短期内各种因素导致食品供给的减少。而这些问题，却没有一个是可以通过将需求释放到非食品部分来解决的。从需求面来说，食品的需求是刚性需求，人们因为买车而减少买猪肉的次数的概率很小；从供给面来看，只要价格上涨，供给增大的概率加大，和人们花钱买车也没有关系，养猪户可能更关心的是人们还是对猪肉旺盛的需求。因此，非食品需求的引导并不能解决CPI高涨的问题。
其次，高流动性和需求来自何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高流动性的根本是在人民币发行增长过快的背景下，国内资本的流动过快。不管你我有没有花掉存款的愿望，银行依然会用你我的存款去放贷。因此，治理流动性，根本就是银行的事情，只有央行去控制贷款总量，通过各种激励去消减人们的投资愿望，消除泡沫，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钱终归会回到银行，因此指望人们将钱花在特定的地方，似乎和流动性高低关系不大。想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花了越来越大比例的收入来买房买车的时候，国内的流动性却越来越高的缘故。
宏观调控，本来就是很大的事情，而人们的个体需求，却是微观的行为。要用导弹打蚊子，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正确的道路是如何完善金融环境，通过金融手段来调整，这些是专业人士的事情，说不上一二。
今天买了一双crocs的鞋，这种鞋据说是科罗拉多州的三个年轻人因为要玩水上运动，又苦于没有合适的鞋子，而自己发明创造的，现在已经形成了亿美元记规模的产业了，这实在让我们这样的制鞋大国惭愧。看来需求不用引导，创造一个勇于且易于创新的环境，对于经济，更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好处的。毕竟，马路上的多姿多彩，是因为每个人的穿衣需求都不同，这总好过于一片“蓝色的海洋”吧。
上周股民最开心的，莫过于印花税的调整了，这也昭示着政府需要控制股市增长的决心。在现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为什么政府开始考虑救市呢？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
其一，国内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导致政府需要为高流动性寻找市场。三月份的CPI和PPI分别上涨了8.3%和8%，在这么高的升幅背后，从央行不断的上调存款准备金来看，国内流动性高依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股市的近期低迷，已经开始导致资金从股市回流银行，这更是会导致银行的贷款能力的增强。现在开始调整印花税，重提股市的信心，等于是为汹涌的流动性洪流炸开了一个泄洪口，以此来吸引资金的进入。这样既可以缓解流动性高的问题，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居民财政性收入增长”，更是可以减轻资金追捧楼市的压力。
至于这种方式效果如何，还需要从具体的数字来观察。而且，市场上的货币依然存在，只是通过股市将其暂时稳住，如果股市本身作为资本市场不够健康，那么这种方法的长期效果仍然值得商榷。
其二，面对国际和国有资本获利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做出选择。目前，QFII的额度已经达到了300亿美元，迫于近期中国遭受的一系列国际压力，通过这种方式示好不是没有可能。而这次调整印花税，发生在中美经贸会谈和中欧经济对话之后，是否意味着对于冲着人民币升值而来的热钱，政府和他们已经通过对话，获得了某种解决办法？但愿如此。
另外，社保资金仍然是政府需要保护的投资者，从这个出发点考虑，恐怕社保资金也已经建好仓了。
在这样的社会里，存在各种差异，财富、地位、环境等等不一而足。有差异是正常的，不过因为调节机制的相对滞后，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差异，而且持续存在，并没有改善的迹象时，人们生活中受到的压力会逐步增加：这里面绝大部分是普通人，没有任何基础，在争取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难免会碰到各种挫折。如果这样的挫折不是因为自身原因所得，势必产生抱怨情绪，之后如果继续前行，对于这样的挫折存在预期，却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逾越的概率很小的时候，压力随之而生。
有压力就要释放，否则会越积越高，大部分普通人并不是自我心理调节的高手，碰到这样的突发事件，而且是在正义的旗号下，自然会有所响应。因此，这样的抵制行为，并不是针对某个卖场，不过是自己的生活压力日益累积，潜意识中需要释放压力。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概率事件，并不是所有压力大的人都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释放，也不是所有响应的人都是需要释放压力的人。不过，如果某人收到短信或者邮件的那一刹那，确实生出响应的想法来，只是因为种种客观因素而没有付诸行动的话，只能说明某人是一个理智的人，但是潜意识中第一刻的反应仍然告诉自己，你是有压力的。
同样的道理，抵制这个卖场并不能让个体得到多少实惠，只是一种压力释放的方式，而趁着这个卖场的优惠去大采购，获得真正的实惠，也不过是另外一种压力的释放方式了，而且更爽，不是吗？
大禹治水的道理人人皆知，宜疏不宜堵。压力的释放也是如此，向西走，大水自然不会冲龙王庙了。真正让人无奈的是，是当下真的有个大禹存在，否则，水漫高堤那一天，被冲击的，又何止仅是这个卖场呢？
常说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常常让人感觉一马平川，顺风顺水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至于我辈出生在那个春天的人，倒也丝毫没有觉得是那个圈划得对头，抑或是某些规则的进步。放眼望去对岸的邻居，生活的很不错，所以自己更是觉得这一切的得来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本如此，若是像东北角那个国家反而有些不可思议了。
如果西南高川那里没有教，或是原来的权力没有这么大，这次的事情或许就是一场正常的地域间人们的互相揶揄了。朱自清说自己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的扬州人，却仍然在文章中说到江浙沪三地人们彼此对于对方的看法，这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情，可见地域间的种种纠葛是老早就有的。不涉及到自己的亲身利益，网上大家可以对斥，关了电脑，一切也就都不存在了。若上升到意识的高度，再加上教的因素，事件就变得复杂了，更让人难于判断的是，我们和外人不停的争论和辩解，却没有真正听过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声音。
结果就是杯葛的照样要杯葛，借着圣火的闪光灯，向着国内的人们亮相。
当我们都以为中国制造深入人心，大家也拥有同一个梦想的时候，这次传递却像揭开了所有角落的牛皮癣一样，让各种偏见和反对的声音集体亮相，于是乎，国内的人们大开眼界——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人对我们有意见呢。想来当初申办成功的时候，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其实，维持这样一个局面必不是一件易事，这么大的国家，如果凡事皆奏于朝，断于君，难免会有偏差，更不能保证事事皆可专业，次次皆大欢喜。所以，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生产线必然需要改进，引进些他人的成功经验未尝不可。也免得圣火这样一路小跑，却难越高川的尴尬了。
今年目前还没有发生的最大事情，莫过于那场盛会。而西南高地和东南宝岛之事，被一些外籍愤青拿来和这次盛会关联，让人在逆反心理的作用下，愈发拥护这次盛会了。看着一天天枝繁叶茂的鸟巢，和越来越蓝的天空，让人不禁开始“闭着眼睛享受”，潜意识中也开始掺杂些许对于整日回荡耳际之“盛会”、“融入国际社会”等等概念的认可了。
这种迷糊的状态一直保持到看到圣火点燃前的那一刻。
不知道是不是每届采火仪式皆如是，电视机屏幕上展现出的种种元素，洁白的祭司、古奥运的舞蹈、完全写意的动作和纯粹西式的面孔，还有令人难以忍受的祥和安静，都让我实在无法和远在千里之外的这个国家中，整个民族正在热热闹闹整日谈论，红红火火大干快上的建设相提并论起来，这就是我们这次盛会的开始吗？
也许这就是“融入国际社会”的开始吧：一方面，和和气气的准备盛会，花费的代价几乎不计成本，盛会专用猪、专用蔬菜、专用……，就差以前相声里那个专用红薯了；而另一面却被人“泼水”——借着各种事由在国际范围展开的“参加，或不参加”的大讨论日嚣尘上。
看着黄皮肤的市长坐在白人堆里，愉快的拍掌，远远望去，俨然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而我心中的问号愈发大了起来：我们是Ready了，但是，圣火点燃的那一霎那，分歧就会消弥，大家就真的是一家人了吗？
我们不会被忽悠了吧？忽悠了也无妨，如果以后各地都能看见粉刷一新的居民楼和蓝蓝的天空，肯定也值了。
在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出现之前，大部分航空公司都是在2号航站楼办理乘机手续。如果你乘坐出租车去2号航站楼，会发现出租车停在离大厅较远的地方，美名其曰“出租车送客区”。而以前出租车可以送客，也就是靠近出发大厅较近的区域，现在却只能停放私家车和旅游巴士。
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一来想必是方便机场对于出租车进行管理，二来，也扩大了送客的区域，毕竟今年是奥运年，客流量会相当的大。可是，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就是，“出租车送客区”并没有遮雨顶棚，而且，穿越行车道到达大厅的秩序比较混乱。因此，虽然干燥的北京不常下雨，可是，如果碰巧赶上了“雷公打喷嚏”，便常常可以看到出租车所停之处，乘客匆忙下车，打开后备箱，取出自己的大包小包，再匆忙用行李车推之，在军牌或者“京A”或者大巴的喇叭声中狼狈的穿越行车道。更让人郁闷的是，用行李车推行时，如果选择机动车道，免不了受到喇叭的问候，如果选择人行道，请注意人行道并没有斜坡可以方便推车，你必须将重重的行李车很有技巧的推下人行道的台阶，而不是横担在半途，又免不了喇叭的问候。
可见，从便利的角度考量，作为靠近出发大厅的停车区域，是T2处的稀缺资源。如果这样毫无理由的仅供私家车和大巴使用，而忽视了很多乘坐出租车的外国友人，自然也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其一，既然是稀缺资源，那么对于靠近出发大厅的停车区域收费，愿意支付停车送客费用的车辆允许停放，这样对于所有的车辆完全公平；其二，考虑到收费引起的车流阻塞，将此处区域完全免费向所有的车辆开放，毕竟大家只是停车下客，并无刻意停留之意，占用场地的时间也就少了，这样也不至于现在这般场景——靠近出发大厅处车辆远远小于“出租车送客”区域的出租车数量。
空谈而已。
不过，既然今年要在“We are ready”的情况下，广迎八方客，想必这些小小的不便之处自然不能为机场的管理部门所容忍吧。不管T3如何的精彩，同为首都机场的T2部分，是否可以考虑公正对待出租车的乘客呢？毕竟这出租也是车，也有外国友人坐呢。
这些天的新闻联播毫无疑问是关于两会的报道居多，中间穿插一些吹风段，关于猪肉的报道就很有意思。买方：菜市场的大妈们接受采访时表示，猪肉的价格近期已有回落，希望政府继续保持这个价格；卖方：养殖户开始采购今年的猪仔，接受采访时表示，猪肉涨价了，而且政府有补贴，所以要多养猪多赚钱，即使猪肉价格将来有回落，也希望政府可以想办法予以扶持。
至此，双方的心态和平常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并无异处，一个希望低买，一个希望高卖，只是双方都提到了一个第三者的角色——政府：他让买方可以低买，让卖方可以高卖——即使不能真正的高卖，通过补贴的方式也可以形成实际上的高卖。于是，作为寻常百姓，猪肉的买方，因为政府已经为猪肉的涨价部分买了单，便不会看到今年猪肉价格继续上涨，更不用关心猪肉将来是否会涨，是否有其合理性等等。
通过为商品的卖者提供财政补贴的方式，控制商品的名义成交价格，政府控制CPI的能力可见一斑——虽然在面对商品价格短期突然上涨时会有些措手不及，但是在中长期，采用此种方法针对CPI格成中的商品“精准打击”，相信必定会屡试不爽。
不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永远有个绕不开的问题：到底是谁为此买单？很显然，财政来自税收，其实还是大家共同买单。
而且，这也至少带来了两个弊端：其一，不吃猪肉的人为吃猪肉的人买了单，有损公平，特别是在提倡民族大团结的前提下；其二，财政补贴的落实环节，是否会因为缺少监督而产生腐败可能，导致我们为腐败买单，更不得而知了。因此，财政补贴是否合适于解决这种单一商品的价格问题，还是更应该致力于教育医疗这些大家都需要的领域呢？
低价猪肉，只是我们看到的表象罢了。猪肉涨价的部分，也许是我们的所得税，或是日常生活中支付另外一个不在CPI构成中的商品时的一部分罢了。我们又有多少商品的低价格是这样得来的呢？
2008年的第一场雪，下得让人措手不及。一片乱象中，雪灾各地的电煤库存频频告急，以至于总书记亲自在北方过问，于是电视中便可以看见北方的国有单位全力支持，产运一条龙的保障电煤供应。想必很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是因为这场大雪，导致的交通中断，使得电煤的运输环节出现问题，自然影响了电煤的供应。可是，如果没有这场雪，我们就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吗？未必如此。
记得一月份的时候评论过国家对部分资源性商品限价的问题，猜测了这样的限价会导致供需缺口，而当时限定的价格中，就包括民用电的价格。在电煤价格放开的背景下，电力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影响电煤库存的需求下降，而一场大雪斩断了持续运输的途径之后，低水平的库存自然就捉襟见肘了。电煤的库存的问题，是电力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因为政府的价格干预而失去了作用，并不是因为一场大雪而盖住了。
恰恰相反，如果电力的价格不受到干预，电力企业必然会保持较高水平的电煤库存，全力应付市场需求，即便因为一场大雪导致供应出现影响，没有总书记的督查，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自然会有大批的供煤企业，想尽一切办法，将煤运进去——温总理可以闪电般出现在灾区就是证明。当然，这样的结果可能也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和每个人切身相关的民用电价格会一路高升，让本来就涨声一片的春节更加昂贵。
幸运的是，茫茫大雪并没有盖住另外一只看得见的手，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这支计划经济的老枪在关键时刻打响了！
另记：
事实背后，还有两个问题应该值得反思：
其一，这样的非常规手段，是效率低下的。如果这次只是按照一般行情进行督导，响应者怕仅是国有企业，因为他们在这样高规格的行政命令前别无选择；如果这次政府以高价在市场收购电煤，必然会吸引很多私人煤矿的目光。而这两种做法，都是建立在政府财政损失的基础上，也就是花纳税人的钱。
其二，生活资料的价格干预，只能起到扭曲供需的作用。我们的资源有限，低价格是否会有鼓励浪费之嫌？即使需要照顾到低收入人群，那么，“让多数人享受经济发展成果”才是王道吧？结合其一的观点，其实，我们并没有支付低电费，只是另外一部分电费是通过税收来支付而已，我们所看到的低价格，只不过是假象罢了。
今年年关的事儿可谓让人难忘，一场大雪让每年本已紧张的春运显得愈发吃紧，背后也有很多值得重视的地方。
今年的春运规模不比往年小，而时钟已经指向了2008年，21世纪已经过去八个年头了，我们的城市化也说了很长时间，可是每年的春运依然火爆，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化的失败？当我们把农民变成工人的时候，早已经没有了和以往工人阶级的风光，他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工房，也许条件好些的建筑工地还有空调，却并不能改变他们随着工地搬迁的现状。如果说农民工的工资低甚至这么多年的工资变化不大是因为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几次通货膨胀之后，城市的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时，城市居民可以勉强应对的话，农民工这样的低工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真正在城市中立足的，出现这种状况，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分配体系的不足呢？
抛开其余不谈，城市的房价高企，如果理性的归咎于居民改善居住需求的旺盛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理性的承认：在这样的分配体系下，农民工更是没有成为城市居民的机会了。于是，他们只能在城市中获取收入，回家过年，享受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事件。因此，我们的春运每年照常发生，风雪中回家的人们有增无减。
另外，不能不说，凡事总有先后，区域经济发展亦是如此。不过，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也说了一些时日了，而每年春运时自东向西的回家人流，和自西向东的打工人潮，是否清晰的告诉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平衡，依然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呢？
在地球的一边，一个美国人正在超市里购买着便宜的中国商品，另外一个美国人正在律师事务所里，讨论关于如何针对中国公司的盗版行为进行起诉；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为了一份微薄的工资，一个中国工人正在工厂的流水线旁忙碌，通过电脑的互联网共享下载，另一个年轻人正在收看上周刚刚在好莱坞首映的大片。
这就是目前两个国家的状况，似乎是一个循环：美国人一方面维护自己的版权，另一方面却又在间接享受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廉价商品；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服务劳动相对价格非常便宜的同时，却又因此让人们忽视了对于版权背后所含有劳动的尊重。
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程度，不同商品的复制成本，以及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条文的执行程度，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们对于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决定。这个当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间接到美国人的生活。
所以，务必提醒美国人，如果中国人真的开始重视盗版问题，建立社会上对于知识产权的完全保护，如对于数字产品，包括软件、电影和音乐等的正版全方位保护，势必会形成对于“知识创造社会价值”的概念认同，由此或许会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弱化廉价工厂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出现真正的以创造为利的经济结构。那个时候，中国人也许都会付费观看好莱坞的电影，不过，美国人或许再也享受不到廉价中国商品带来的好处了。
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因素需要平衡，经济学中的理想世界就没有办法完全实现的，可是，不能否认，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总是和其所为者的利益相关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毕竟我们农村的状况有目共睹，“家电下乡”是最近一系列政策的重要部分。只是这种由政府财政提供补贴，将农民的消费目标初步定在若干范围内的作法，一定程度改善农村家电消费状况的同时，却有着更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通过相关政策内容可以看到，财政补贴的额度和家电出口补贴是相同的，不免让人想到，在美国经济衰退，我们的相关家电出口会因此而造成的家电库存，遂以此方法来解决。因此，如果基于此种出发点考虑，这只“看得见”的手“定向”生成需求的作法，也让人不免得怀疑其准确性。也就是说，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反映农村消费者的真正需求。
农村的收入水平和城市相去甚远。城市消费者一个月收入可以购买的家电，农村消费者可能需要花费半年的收入。此次“家电下乡”政府财政给予13%的补贴，但是农村消费者仍然需要一定的支出，加之人会对于激励作出正常的反应，这样的家电开支会不会挤压掉农村消费者更重要的其他支出？毕竟，对于很多地方来说，如何科技兴农，发展教育等等诸多方面，也许才是农村消费需求的重点，也是需要政府财政大力投入和扶持的地方。
当然，政府财政来自税收，抛开公平性的不谈，单从效率上说这种作法也值得探讨。倒不如通过市场化来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增加农民收入，让其按照自愿选择的原则进行消费。这种市场自行调节的情况下，只有真正购买这些农产品的消费者才会负担农民收入增加的一部分。同时也减少了税收环节的成本，更不要说在这次“家电下乡”的过程中，包含的建立网站、招标和保证资金落实等等一系列的行政成本了。
现实世界里没有完全的理性人，因此也不能指望看到理想的应对货币价格上涨的行为。在我们这里，事情的发展又容易回到计划的老路上，更是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去甚远。最近看到的物价稳定措施亦如是。不能否认，国务院会议结论的目的是好的，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居民的生活稳定等等。只是如此行政手段控制价格，在稳定价格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的影响。
以成品油为例，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没有办法违背的。将成品油的价格控制在实际成交价格水平以下，正常的结果必然会造成供给和需求的缺口：即供给因为价格太低而减少，无法满足因为价格低于正常水平而增大的成品油需求。这也是为什么2007年会看到很多地方没有油可加，或者排队加油的现象。当然，2008年，在这个领域基本为国有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加大成品油供给，来满足需求。但是，在一个世界原油价格蹭蹭上涨，而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经济的大环境下，结果仍然是不合意的。
成品油价格的控制，必然会导致炼油企业对于原油获取渠道的改变。没有人会愿意作高价买进原油，生产出成品油之后再以低价卖出的赔本买卖。因此势必减少海外原油的进口，而增加国内原油的所求，导致增大国内原油资源的消耗，减少海外原油的进口。这样的结果严重情况下会大大影响我们的石油储备计划，显然是不合意的。
当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继续鼓励炼油企业采取进口原油的方法，可是，补贴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市场的供需状况。一方面，有可能出现企业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仍然不计代价的进口原油，而市场上的消费者也仍然在可以享受相对于国际价格的低价成品油的预期下，继续保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补贴的实质是用全体纳税人的财富去补贴社会中一部分需要消耗成品油的消费者，以及身处这个产业链中各个环节，效率低且对于那些并不消耗成品油的纳税人来说有失公平。
再者，无论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可以在世界原油价格上涨的大环境下，依靠国内的石油资源独善其身，却不要忘记，在当前我国的市场环境下，还有外资的身影。成品油价格的控制也会大大有利于外资在中国的成本控制，一定程度上会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使得外资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得以继续享受中国廉价的资源。即使这样的结果会减少外资对于人民币升值，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不利影响，让我们国家继续获得投资者的肯定，可是，对于我们的整体社会福利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无法看到潮水退去之前的沙滩是什么样子，并不代表它不在那里。这次一系列的价格上涨并不是突然出现的问题，而是我们都应该从根本上对于这样的经济结构和创造财富的方式反思和作出相应调整的机会：难道我们对于水电油资源的消费习惯就一定值得政府保护吗？难道茅于轼先生对于大学学费的改革就没有一定的道理吗？难道财政收入比GDP和工资增幅都快是好事吗？毕竟我们已经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了许久，双腿仍然属于我们，趁着这次机会作出我们的决定，矫正走路方式，仍然可以前行，完全没有理由退回去，在原地蹒跚，而不能进步。
对于最近跨行通存通兑的手续费问题，议论颇多，多数因目前过高的手续费而加以批评，因此，不妨再说些关于跨行通存通兑手续费的话题。
较高的跨行通存通兑手续费，实际上增大了用户对于这个工具的使用成本。从银行的角度考虑，这个工具是一定要收费的，毕竟四大银行目前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网点的广泛，如果跨行通存通兑的手续费过低，用户必然会选择自己合意的银行作为存款对象，而四大银行的这些网点则成为了用户访问自己合意对象的渠道而已，因此，四大银行只能收到渠道费，即跨行通存通兑的手续费，而不能吸收到存款。这个从根本上动摇了四大银行的基础，自然需要高比例的跨行通存通兑手续费来增加用户进行这样选择的成本，以此保住用户的存款。再想到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进入，将来很难说不会出现用户通过国内银行的网点，把钱存到外资银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更是需要这样一个跨行通存通兑的手续费门槛来阻止用户这样选择。
其实，跨行通存通兑的手续费只是一个价格，既然可以出现这样的市场，存在通存通兑的需求和供给，只要可以形成竞争的局面，比如将来中小商业银行进一步的加入，为了吸引用户，很难说不会降低这样的手续费，再日益通过自己的服务质量来将仅使用网点的用户发展成为自己的银行用户。从这点上来说，跨行通存通兑一定程度上必然缩小中小商业银行甚至外资银行在网点上和四大银行的差距，力图通过服务质量的竞争来争夺用户，届时，跨行通存通兑的价格肯定会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因此，无论如何，跨行通存通兑促进了这个行业向竞争又迈进了一步，目前手续费高的问题也必将随着充分竞争的展开而降低，而彼时，以此而带动的一系列银行间服务质量的竞争会表明，降低的又何止是一个跨行通存通兑的手续费呢？
引言：金砖若碎，金块尚存，块仍为金，价不可低也！
最近来源于福布斯的一篇文章，阐述了“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可能随着股市泡沫的破裂，成为最先碎掉的金砖。这样的观点必夺人眼球之余，考虑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一些特点，仍有话语值得商榷。
中国的股市，如果诚如文中所述，“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22%在股市”，并且“中国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股价的收获和其他投资收入”，这正是说明了股市的重要性比以往大大提高，因此，在一个政府主导的环境中，这样的市场更是不会轻易垮掉，特别是当垮掉的原因被认为是来源于外部资本的恶意炒作时。姑且不提97年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支持，但说今年广为人知的“让人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这样的言论，都在隐约透露着这支“看得见的手”的态度。而于民间散户，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分红从来都不是一个必选的考虑因素，“价值投资”呼声甚上，另一个侧面也反应了盲目跟风者大有人在。因此，如果被认为是合适的“教育投资者”的时机来临时，变化还是会发生，不过，不同的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至于文中提到的“中国股市泡沫可能破裂，这很可能打击消费者的信心和消费以及商业投资”，其实，股市对于消费的影响，并不是如想象之中那么大，原因来自于目前过高的流动性和通货膨胀速度。如果股市除了问题，很可能相反，过高的流动性和通货膨胀速度会加大人们在其他方面的投资，譬如现在乘着奥运和世博以及港深一体化的话题，正在加速上涨的京沪深以及穗城市的楼市，以及以此带动了二三线城市整体房价的攀升，或者“金本位”思想盛传之下的黄金等等，都会成为更热的热门，而这些市场，并不如股市这样的金融市场更容易观察和梳理，因此，有什么理由让流动性的潮水涌进险滩从而更难行舟，而不是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平底湖（虽然湖水温度渐高）呢？退一步说，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经济中消费所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下，远低于美国的水平，而中国的居民收入和GDP的比例仍然保持低水平，因此，即使消费受到股市变化出现问题，对于GDP的影响也不会被放大，甚至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居民收入，达到合理的GDP的比例来以此改变消费低迷的状况。
再看投资，商业投资取决于民间和外部力量，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说，接下来五年的政府财政投资，一定的鼓动人心的。看看最近的报道，京沪高铁1500亿，核电4500亿，这些大手笔，加之“砍树种树皆是GDP”，对于这些年环境恶化，政府未来进行的环保治理方面的必然投资，都标示着政府投资对于GDP的贡献仍将持续，相信今后如果经济出现异常现象，缺少投资，这样的新闻必然会及时出现，而“人均GDP到2020年翻两番”的目标，更是凸显了政府对于主导经济的决心，其中投资必然是重要手段。其实，这样的作法利弊暂且不论，只希望这样的投资可以整合和发展相关行业的产业基础和价值链，在获得漂亮数据的同时能真正在产业上有所收获。
最后说到出口，这也是文中提到的地方，确如其所说，”美国如果衰退，对能源出口主导型的俄罗斯极端不利”。而不同的是，中国出口美国的物品以消费品为主，这些低价日用消耗品其实是美国消费者缩减开支时当作必需品对待，重点考虑予以保留的，甚至在美国经济衰退时，其中的部分物品可能会成为“吉芬”物品存在，从而使需求保持不变甚至旺盛。再者说来，中国的出口如果出现减缓或者减少的迹象，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热钱的涌入，都是很好的现实缓解手段，更不要说促进国内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好处了，毕竟目前看来，向着更高生活层次需求迈进还是社会需求发展的方向，借此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转型也是大家都在期盼的。
虽然中国的经济现在很热，股市首当其冲，但是，在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环境中，未来经济受到泡沫影响而产生的后果不一定如想象般严重。“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即使将来出现问题，乃至一定程度的衰退，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在“为别人打工的道路上走得太累，遇到问题，歇一歇，考虑一下如何渐变方向”，不一定就是坏事。
金砖若碎，金块尚存，“重为金块日，纯度炼更高”。中国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虽说问题多多，矛盾重重，但作为中国人，无论现在的生活变好或者变坏，在这样的社会巨变中获得的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开拓，是无论如何否定都忽视不了的结果了。“车夫驱马，车受其驱乎，实则马驱也”。无论何时，中国的发展还是要依靠每日路上朝九晚五辛勤工作的人们。
我们的探月卫星“嫦娥”已经上天了，对于其先进性的质疑，以及和日本早些时候发射的探月卫星的比较，都成了热门话题。以上暂且不表，只说说从“嫦娥”项目背后一则新闻产生的一些臆想。
这篇新闻是关于70后的航天员工在这次的项目中的贡献的事迹，文中多见“连续十几日”、“十几小时的加班”之词，“嫦娥”诞生过程的热火朝天跃然纸上，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从普通的软件项目角度看，这样的开发过程仍然值得商榷。
加班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相对的工作机会的损失。换句话说：正因为一个人加班工作，另外一个人才之所以失去了工作机会。
对于软件项目来说，加班的原因无外乎几种：需求发生变化，时间计划和实际人力安排不合理，人力估算出现偏差等等。项目需求变化，对于“嫦娥”这般的重大项目，如果存在，很难说不是前期预研和审阅的问题：不想新闻中真的出现因为“任务总体更改”而重新编写程序的事情，而这个需求变化，竟然发生在这个软件开发了14个月之后！
时间计划和人力的估算安排，新闻中看不出明显的问题，只是希望在项目计划中考虑到“准妈妈”或者“新郎官”，安排相应的备份人员，以免出现“因劳累过度晕倒在机台上”，却“刚从病床上苏醒过来，就回到岗位上，一手打着吊瓶一手敲击键盘，最终完成自己的工作”的事情。
现代的软件开发，提出过很多种方法来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比如RUP、“敏捷开发”（包括”双人开发“、“每日构建”等具体方法）等等，甚至包括一些软件开发流程的认证，如CMM、CMMI等，都是力图维持项目的需求设计开发的有序运作，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鼓励加班的。毕竟，很多时候，“一鼓作气”可以做成很多事情，却不是理性的工作态度。这种聚焦全国人民目光的项目，还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合理安排，制定计划来的妥当。
疾书之余，却闻奥运门票销售系统出现故障，不知道是不是“再而竭，三而衰”碰巧出现了……
近期楼市的调控之势趋紧，央行和银监会颁布第二套房屋贷款政策，旨在缩小需求，遏制炒房。这个政策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值得推敲。
首先，如何界定第二套房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如果界定的难度过高，则政策的可行性就低了。按照目前普遍的说法，无外乎按照家庭和个人两种。如果按照家庭来界定，在房屋价格不断攀升的趋势下，炒房有利可图，那么，不排除出现“假离婚炒房”的可能。毕竟，“假离婚”不是一个新名词，在以前很多地方的利益分配过程中，只要出现以个人为单位的利益大于家庭的时候，总会出现这样的特殊情况。另外，以家庭来界定，可能会限制家庭的合理换房需求，在第一套房屋没有出售的情况下购置第二套房带来的额外成本，将妨碍“阶梯式”步进的合理住房改善计划。
如果按照个人来分，在目前城市中常现的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下，理论上可以买七套房子，对于第二套房屋的限制几乎无从谈起。炒房的利润激励下，这个政策所限制的，也只能是“第八套”房子了。
其次，这个政策的目的，可以说是要提高炒房的成本，缩小炒房的需求。对于炒房者，经过前几年的原始积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资金实力，对于银行的依赖有所下降，因此，炒房的行为很难在根本上得到银行的干预。
对于房产商，假设需求缩小，导致需求曲线左移，造成价格平衡的下降。不过，基于目前的土地使用政策，在短时期内，房产商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少供给，使供给曲线也发生左移，保持原来的价格平衡水平。毕竟，房产开发不是完全竞争的行业，不可能在一个市场价格水平无限量供应产品。在一个区域内，房地产行业更类似于垄断竞争的性质：垄断竞争者会极力追求边际利润和边际成本平衡点的价格，以这个价格来指导产品的供应量。在目前的房地产行业，可以说这个价格仍然是大大高于开发的实际成本的，以此使房产商获得了最大的利润。
这个政策的出现，虽意在精准打击，却颇似应景之作。毕竟，货币是中性的。在通货膨胀的宏观大背景下，如何从全局考虑，改善分配，提高劳动者的名义收入，以此应对这些和人们息息相关的必需品的价格上升，可能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近日看到关于大学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的建议，旨在提高大学招生的公平性，使更多农村的孩子可以得到大学教育的机会。
按照这样的人口比例分摊，无疑农村将比城市占据更多的招生机会，而这种机会，并不是招生过程中通过考生的努力得来的，因此，势必造成负面的激励作用。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考虑到考上大学通常可以将户口迁到城市，在这种激励作用下，可能会出现新的高考移民，目标是农村，结果造成农村的考生更多，甚至局部仍然是僧多粥少的局面，而且城市中的考生通常教学条件好于农村，导致录取竞争更为激烈。
这种方法并不能体现真正的录取需求，因为考生和总人口的比例，每个地区是不尽相同的，特别是在城市里普遍的计划生育和老龄社会的出现，导致成年人多，未成年人少，而某些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超生的情况，以及农村户口通过各种渠道进城这个基本上不会逆转的趋势，导致成年人少，未成年多。这种城市人口多，考生少，而农村人口少，考生多，还是会造成人为的录取不公平现象。
农村和城市的划分，人为的建立在农村和城市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平等的假设上，而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受教育机会并不是完全按照区域划分的。比如富裕地区的农村比中西部的很多城市还要富有，前者的受教育机会不一定比后者少。因此，完全按照这样的划分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录取，也会在另一个层面上造成新的不公平。
这种方法体现公平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农村地区考生的大学录取，还存在很多旨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如果要体现公平，这个公平的对象应该是考生的能力水平。那么，既不要如现在般按区域划定，也不要如建议般按人口比例划定，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让大家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公平竞争。既然我们可以让全国在同一天高考，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全国按照同一个录取标准选拔呢？
其次，在大学的学费改革之前，按照一直沿用的招生办法，每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考生可以进入大学，这说明目前的招生办法不是阻碍农村地区考生录取的主要原因。现在农村地区考生入学比例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的学费相对于农民的收入偏高，导致农村家庭无法负担学费而无法进入大学。可以说，在目前大学的扩招和录取比例不断升高的大背景下，不是农村考生没有机会上大学，而是上不起大学。因此，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解决农村和城市的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大学学费的问题。
标签： 中国
在经历了很多拆迁纠纷和房价的持续上涨之后，上海市区的拆迁补偿费用已然不菲，相对于每户来说，拆迁面积是固定的，唯一可以变化的，就是每户的人口数量，这和补偿金额是成一定的正比例的。人们会对于激励作出反应，因此，对于拆迁地区的市民和符合政策规定的亲属来说，增加拆迁户中的人口数量成为了激励的目标，以此期望可以得到较多的补偿款。
虽然拆迁户的认定方法有相关的政策，但是仍然存在操作的可能性。比如常住时间规定了一年，但是政府不可能在一年内的每天都去检查，况且还有一些常住不满一年的条文，更是加大了操作的可能性，至于举报之类的条款，在拆迁地区所有居民都会面对几乎相同利益的条件下，自然是无法指望拆迁范围内的邻居们互相举报，而不在范围内的人几乎不会关心这种事情。因此，政府无法真正知道每户的实际居住情况。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是在很多市区内的老公房里，因为存在拆迁的潜力，每户人家的户口上都会有很多人口，典型的情况是十几平方的老房子里面一个老人的所有可能的关系人都将户口迁了回来，等待拆迁时可以多些补偿款，而真正住在里面的可能就是一个老人而已。
按此发放拆迁补偿款的结果是拆迁户得到了更多的金钱，这样的计算和发放方式带来了负的外部性：如果是政府拆迁项目，政府支付了额外的税收给个人，损失了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如果是商品房开放项目，拆迁款由开发商支付，增大了新房出售的成本，提高了房屋的出售价格，给其他购房者带来了额外的支付开支；如果人们将额外的钱投入到房产投资中去，也可能提升热点房产的价格。
一般来说，商品的价格越贵，购买的人越少，这是标准的需求曲线模型。但是，有一类商品，因为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即商品没有合适的替代品，并且价格变化对于购买者的实际收入影响较大），所以，价格越贵，购买的人越多，叫做吉芬物品。教科书上的例子是土豆之于19世纪的爱尔兰人民，因为那时土豆是主要食物，替代效应很小，所以土豆价格上升并没有减少人们购买的热情，反而是人们购买了更多的土豆。
把楼市作为吉芬物品是很无奈的事情。地区差异导致大城市的人口渐渐增多，住房需求保持旺盛。因为购买房屋的替代品只有租赁，甚至对于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来说，租赁不是长久之计，最终必然需要购房，因此，这种替代品不是很有效，也就无法在楼市价格变化时发挥较好的替代效应。
姑且不讨论楼市的价格是否合理和政府的调控政策是否有效，只从今年至今的价格变化和人们的需求反应来看，2007年的上海楼市大致可以归为此类。虽然很多人已经对楼市观望了很长时间，期间本地的外地的，和父母同住的租赁的，通过种种替代品解决住房问题，但是，从2006年底的楼市低潮过后开始，房屋价格一路攀升，原本萧条的中介门面也热火起来，而且街上也开始出现很多新的中介面孔，经历的五一和一个夏天的持续热火，场面终于在十一假日楼市上趋于火爆。在这种价格的不断上涨的趋势之下，如同吉芬物品所述，作为替代效应小的物品，很多人无奈的开始考虑购买房屋，结果就是十一比五一时的需求量大幅增长。
如果这样的趋势一直发展下去，消费者的收入效应可能会更多的显现出来。如同爱尔兰的人们为了在价格上涨之后购买更多的土豆，从而减少了购买肉的支出，今年购房的人们必将在未来几年内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从而减少了其他具有替代效应明显的商品需求，比如餐饮、服装和私家车等等，因此存在对于社会的整体经济是否合意的影响。
去过欧美国家的人，想必对彼地之空气质量印象很深。只要不是阴天或者下雨，通常天空呈现出沁人心肺的蓝色来，此时登高，视力所及之处，常以地平线尽处终结，深感天地之辽阔，自然之宽广。
在中国东部的城市中，空气质量的糟糕，亦以为大家所共识，尤以大城市为最。记得几年前有次在晴天登高，上及金茂大厦88层的观光之处，原本期望可以鸟瞰一番上海市容，不料到目光所及，整个城市如同笼罩在一片薄纱之中，远处高楼也失去原本的颜色，一律无奈的显出灰色来，更远处，只能见到帐幔舞动，全无天地穷极之象。
夜晚之天空，也以同样无奈示人。犹记儿时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仰望满天星斗，心中盛满好奇，或手持自然课本，对照彩页，在自家阳台上找寻“猎户”、“北斗”或“牛郎”，亦或观察冬夏星座之变化，感受“斗转星移”之妙处。而今，无论四季，除去多云和雨天，天空之中寥寥数星，惨淡经营，常以太白金星最为敬业，其他星宿皆无踪影，不知去向。
如今，每至一地，必先抬头观色，如若有蓝天，心情必轻松，更多时候却被各地阴霾所恶，而深感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但也无束手无策。
二氧化碳这几年谴责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声音越来越多，诚然我们排放了很多，但是考虑到“中国制造”的名声在外，并不代表我们使用了很多。
因此，设想如同欧美对于食品的营养成本标识于包装，以后，各国生产之物品，也标注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每次包装回收之时，加以统计，年末公布，相信欧美诸国必将大于现在，亦可见我们如何尽吾国排放，便他人之利了。
标签： 中国
有句谚语：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说明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物体，可是，相似的物体却很多。当人们无法得到某种物品时，由于种种原因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就会转而寻找相应的替代品。种种之原因，可能是此物的供给太少导致价格昂贵，也可能是此物不可再生，渐渐稀少，甚至可能是行政禁止导致此物市场消失。
今天新闻中看到的“浙大南大等高校禁止新生自备电脑”便是行政禁止的一例。大意是在游戏之风甚上之今日，高校对于大一新生购置电脑采取强制禁止的政策，以此来防止新生沉迷于电脑游戏。
衡量政策的所得，首先，是禁令得以执行，引起了社会对于电脑游戏沉迷的关注，引起社会的思考；其次，对于电脑厂商来说，禁止令将完完全全消除新生的购置电脑需求，消灭了需求曲线，自然谈不上供给。可是，作为网络时代的年轻人，购置需求被禁止并不代表使用电脑的需求可以被禁止，因此，如前所述，新生开始寻找相应的替代品。事实是：因为高校的行政命令并不能对于学校周围的场所进行限制，所以，学校周边开设的网吧因此禁令而爆满。由此，对于一定区域内的网吧市场，短期内席位有限，供给曲线缺少弹性，而需求曲线因为禁止令而右移，必定抬高均衡价格，在网吧营业者的边际成本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边际效益。
而因为边际效益的增加，必将引起新的网吧营业者的进入，如果没有经营许可证等方面的限制，加之此种禁令常年执行，势必将出现学校周围大量网吧的局面，引起市场的完全竞争，最终结果，价格将回到完全竞争的水平，每年入学的新生将从中受益。
衡量政策的所失，首先，是新生购置电脑的市场因为禁令而消失；其次，因为电脑的普及，所以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接触了电脑，禁令只是让其使用电脑的场合从宿舍转移到了网吧而已。当沉迷发生时，新生彻夜不归，引起安全等等社会问题，如果高校就此增加额外的巡夜制度，势必增加额外的管理成本。而且，禁令总是会引起新生使用电脑的不便，在网络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的时代，此种做法将减少学生接触信息的机会，也就减少了学习新事物的机会，这种隐性的社会效益损失，是很难衡量的。
毕竟，青年人的自制力弱些，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会沉迷于电脑游戏，通过行政禁令的方式，形式上对于新生使用电脑进行禁止，并不能根本解决电脑游戏沉迷的问题，相反，颇有“因噎废食”之嫌。
对于普票用户，从供需曲线上看，虽然北京地铁一直在进行新的建设，但是短期地铁的线路不可能增加，因此，供给曲线几乎是一条垂线。这部分用户之所以选择普票，不选择月票，应该反映了其没有长期乘车的需求，新的2元票价将价格平衡点人为的降低，结果是这部分人群获得了额外的福利剩余。地铁作为公共用品，是建立在政府的税收投入基础上的，普票用户得到的实惠也就是以税收为补贴的。
对于月票用户，从供需曲线上看，办理月票表明这部分用户有长期乘坐地铁的需求，这种需求基本上不会随着价格的小幅变动而改变，因此，在一定的价格范围内，需求曲线几乎是一条陡峭的垂线。新的2元票价明显高于目前的月票用户的价格平衡点，将导致这部分人福利剩余减少，减少的实惠将部分成为地铁公司的额外收入。
因此，统一票价是否可以让人得到实惠还取决于那部分用户将占据主导地位。从听证会的公开信息看，似乎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统一票价的赞成和反对人群的类型。如果北京地铁是普票用户占据多数，则总体社会的地铁消费者福利增加，如果是月票用户占据多数，则这将损害社会总体的地铁消费者福利。虽然对于两种人群来说，结果的影响大不相同，但是，从实际情况考虑，长期乘坐地铁的，无疑是上班族占据多数，提高票价的同时取消月票必将损害这些工薪阶层的利益，这似乎不是很符合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相比于其他城市的递进式票价，统一票价是一种新的尝试，也许在票务、财务等上可以证明节省运营开支，从而实际增加地铁的运营利润，将来更好的服务社会。但是，作为公共用品，这个介于两种不同用户人群价格预期之间的统一票价很难让人理解这是一种完全的惠民行为。如果真的是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完全可以在对于普票用户降低票价的同时，保留月票制度，以达到改革探索的同时，保护原有用户的利益。
偶尔看到一个新闻：郑州将成立住宅投资公司垄断经适房市场。因为“垄断”和“经适房”的词眼，所以读了一遍新闻，大意是郑州政府出资成立了一个公司，垄断经营经适房，并且保证不追求经济利益。
商品住宅是私人物品，既有竞争性也有排他性。经适房针对广大中低收入人群，但是仍然存在竞争性，所以只能算作一定受众范围内的公共资源。那么，对于这样的公共资源，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首先，需要合理的界定受众的范围，这个过程务必需要公平公正公开，才不会引起范围之外人群的反感，毕竟这是福利性质物品，必定是用税收并且牺牲其他部分人的福利为代价的。从很多新闻报道已经可以看到，少数本不属于经适房受众人群的人参与了这种福利的享用而导致公众产生了不满情绪，由此可见政府在此的责任之重要；其次，经适房的竞争性决定了政府应该在受众范围内部维持竞争的公平性。虽然对于此种福利的享受对象的标准有明确规定，但是仍然在执行过程中会产生偏差，政府此刻应该尽可能的纠正偏差，维持公平的局面。
当政府想扩大公共资源时，也是应该衡量成本和收益的。经适房的成本应该是可以算得出的，而收益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应该大于成本，这说明经适房在这个时代，是政府值得去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政府直接去做。而之所以郑州政府这样运作，按照新闻中的说法，其一，是经适房利润微薄，没有开发商愿意做；其二，单纯民企协调这样的经适房项目难度较大。
如果说经适房利润微薄，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现在的商品房的利润太高了，这就涉及到政府如何调控商品房的价格问题，这个话题太大，不在此展开，但是，说明政府集中精力做好调控，将经适房利润接近于平均水平，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其实，国外有很多私人资本经营公共资源的事情的例子，私人资本的效率总是大于公有企业的，何况这个政府投资的公司还是一个“垄断”的公司，效率更是要低一些。按照新闻中所说：“和一般的开发企业相比的话，他要15%的利润，我只要5%的利润”，那10%的利润差别可能并不是绝对的价格相差10%，而是可能由低效率、减免的土地使用费等等因素产生的。也就是说，私人企业通过高效率能够实现15%的利润的同等条件下，这个政府背景的公司只能实现5%的利润。其实，如果真的要给予低收入人群的更多的住房福利，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把这10%的利润作为购房补贴呢？这样既可以实实在在的将发挥社会效益，又能保证当下这种开发商的利润，让其参与到经适房的开发，省去了垄断企业的低效率带来的社会浪费和权力在此寻租的空间。
至于政府解释单纯民企协调经适房项目难度大，换个角度看，也说明了政府之前的“服务”工作没有做好，对于民企开发经适房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因此，这个也是政府可以通过改进自己的公共服务来改善的，如果只对自己的公司提供“绿色通道”，而对民企另眼相看，则显得说不过去了，那么这个公司成立的动机也就值得探讨了。
在这个公司运作的监管上，按照新闻的说法，因为引入了银行的资金，所以财务监管将很严格。可是，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政府的干预下，是否可以谈得上监管还是值得商榷的，毕竟，国有资产流失的例子太多了，其中不乏银行的参与。因此，对于这样垄断企业的监管，也是现在的一个难题，并不是有了银行这样的概念就可以独善其说的。
对于经适房这样的公共资源，政府集中精力，做好方方面面的配套和支持工作，保证市场化的运作，才是对于政府的最大肯定。而政府若要独家垄断，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当今国有垄断企业的很多问题、公共资源的浪费以及腐败的滋生。因此，郑州的事情，只能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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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因为要去南京出差，便乘坐了今年铁道部提速的主角──动车组，在专门的候车室候车，车票也做成了磁卡式，上车时，匆匆经过流线型的白色车身，醒目的蓝色“和谐号”和身着整洁制服的乘务员，表明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火车，车厢里面和飞机的座位相仿的设计让人感觉很舒适。曾经在布鲁塞尔乘坐过“欧洲之星”，那时感叹何时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交通工具，不想几年以后类似的高速火车已经跑在长三角的土地上了，虽然仅仅拷贝西方技术的传闻和车厢杂志上关于自主创新的报道遥相呼应，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真的可以乘坐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往来于城市之间了。
不禁想起了“芳香之旅”里面的“向阳号”，那种早于孩童记忆的老式苏联客车，六七十年代中向着60万公里的里程迈进。这辆老式客车是联系两个小镇的唯一交通工具，各色朴素，欢快，单纯的面孔一一过往，工人， 农民，战士，还有那只欢快的小猪和售票员亲切的问候，关于免费报纸和防暑用品的热情宣传，无一不有着那个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时代的深深印记。即使当时光进入了21世纪，在女主角春芬的脑海里，劳累一生，让她释然的仍然是那一幕。
时光流转，老式客车变成了高速火车，“向阳号”也变成了“和谐号”，而此时车厢里的面孔则愈发的丰富起来，各色人等悉数登场，新的行业带来的新的面孔，新的语言，新的手势，也在车厢里活跃了起来，这些必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了。然而，从火车名字的取法到候车室中仍然可以看到的和几十年前相仿打扮的农民（工），甚至精神面貌还略显萎靡，再到窗外飞驰而过的村庄依旧不堪的民房，还有明显可以呼吸感觉到人与人之间近在咫尺，却异常陌生的空气，和列车乘务员冷彬彬的神态，才发现有所不同的，也许就是这个交通工具了，往前走，想必还有很多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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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血钻“，大致描述了世界钻石交易中不为人知的内幕。今天从”乌有之乡“上看了一个影评，转而看了一部电影” Syriana“，中文名”谍对谍“，是根据美国CIA特工的回忆录改拍的，大致描述了一个美国石油公司通过美国情报机构和国家力量在中东某个产油国的所作所为，左右了这个国家的政权交替，进而控制这个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整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就是和血钻比起来，如果石油被称作”血油“，似乎也不为过，因为影片中石油和鲜血的关系时有出现。
一个资源公司的高级顾问的儿子意外的在这个阿拉伯王子的游泳池中触电身亡，出于内疚，阿拉伯王子把7500万美元合同给了这个顾问的公司。如果说这个还是因为意外和这个阿拉伯王子受过西式教育造成的话，倒也是说的通的，而接下来他接受了这个单纯的美国顾问的建议，准备建一个石油管道通过伊朗将石油卖到欧洲的时候，则他自己都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了。
片中有一句讽刺CIA的话，出自一个特工之口，“Private business is efficient”（”私人企业才有效率“）。的确，意在掌控这个阿拉伯国家石油的美国公司立即对此事做出了反应：这个王子被列为恐怖分子。借助美国的”伊朗解放委员会“和CIA，在卫星导航的画面锁定和巡航导弹的高效率下，王子乘坐的车在车队中被击中。彼时彼刻，这个石油公司的老板正在接受一年一度的石油精英大会的颁奖，冠冕堂皇的谈论着他们为美国消费者带来的好处云云，而王子亲美的弟弟，也即将继任王位，如果说宴会上众人举杯相庆，畅饮红酒，倒不如说那是王子的鲜血罢了。其实，看看现在混乱的伊拉克局势，和美国人那路人皆知的算盘，现实中，拥有石油又何止是暗杀一个王子那么简单的代价呢？
另外，这部电影多处体现了中国的影响，但是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似乎不是正面的。首先，因为中国人的出价最高，这个王子和中国人签订了一个合同，而不是美国人，这也是美国人对此不快的理由，类似的，美国人多次提到了中国获得了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田；其次，中国人接手油田之后，马上解雇了原来的石油工人，其中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小伙最后加入恐怖组织，驾驶着渔船冲向了美国的油轮，隐晦的表达了恐怖分子的产生也和中国人有关系。
悉闻航空公司推出京沪快线，从办登机牌、安检到登机，采取一条龙的服务方式，旨在缩短北京和上海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主意其实最早是东方航空想出来的，几个月前就看到东航的京沪快线的广告，每个整点京沪对开，大部分机型是新买的A330，而且虹桥机场的东航柜台也提供专门的京沪快线的办理柜台，颇为方便。现在，几大航空公司联合推出这样的业务，应该说是资源整合，市场细分的驱动使然。
其实，仔细看看这个快线的地面环节，关于办登机牌这个部分，如果按照常规的做法，确实以前需要很长时间，特别是人多的时候，可是，往返京沪两地的，多半是商旅客户，是没有托运行李的，因此，通过机场的值班柜台，无行李托运柜台，还是可以很快办理登机牌的；至于安检，首都机场和虹桥机场的时间一向还是很快的，倒也无妨；再说登机，各个航空公司在机场的登机口是固定的，其实只要不坐“摆渡车”，走的远近也差不了多少。至于空中环节，自不消说，飞机都是差不多的，1个小时40分钟。
由此可见，京沪快线，是没有多快了，无非是设置了一些专用通道，这些专用通道，在机场资源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无可避免的占用了其他航线的资源，导致资源在机场这个地方都出现向京沪倾斜的现象，引发其他地区旅客的不满。而且，半个小时一班的航班设置，如此密集，很有可能导致连环晚点。其实，在仅东航推出的京沪快线时，我通过携程定过一次票，当时看到起飞到达时间居然要2个多小时，颇为奇怪，因为平时都是1个小时40分钟，后来上了飞机，因为空中管制在地面上兜了40分钟才起飞，到达北京的时间居然和携程的时间吻合，由此可见，空中管制是东航早就预料到的，所以，1个小时一班的航班密度，首都机场已经吃不消了，现在确要改成半个小时一班，不禁让人怀疑航班的正点率是否可以保证，毕竟，地面环节节省的那点时间，和飞机离港后耽误的时间比起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再说远点，京沪之间如此繁忙的人流说明了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已经愈演愈烈了，华东和北方似乎所有的商务联系，都是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点的。长三角地区，总体来说是集体发展了，当然，很多地方是外资的工厂而已，污染问题严重，而上海，则是聚集了500强中大多数中国总部；再看北京，环绕北京著名的华北贫困带，连在滨海新区开发之前的天津都没能幸免，而北京的私家车数目，也已经三百万以上了，比纽约的两百万都多，还有众多的部委机关，中关村地带，金融街。这种计划经济时代政策倾斜产生的超大城市，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所有这些情况，加上现在应需求而生的京沪快线，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地区间的差异之大，已经到了不得不考虑改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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